【苏轼】魂穿北宋三天，苏子瞻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三连了吗你！

前言

这一期苏轼人物志由本人 @久光本光 写就初稿，由于是我做历史人物志的处女作，所以文案写完后交给了我的好朋友@李七案 点评，七案兄提供了一大堆修改意见和知识补充，都作为注释放在文末了，大家可以一并汲取

苏轼人物志 By久光本光 文稿全文

他是苏轼，也叫苏子瞻，后世则称他给自己取的号“东坡”居多。他是北宋时期的天才，是“人见人爱”一词最好的诠释者之一，是横跨诸多领域的大师，林语堂先生评价他，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但这些也远不足以勾勒出他的全貌。

苏轼8岁入学，师从道士张易简，这位道士也因为《东坡志林》得以声名显于后世，据苏轼自述，其对自己颇为偏爱。或许也就是因这段启蒙而始，苏轼的作品中常具备几分仙风道骨和缥缈意境，例如谪居黄州时写下的《西江月》“世事大梦一场，人生几度秋凉”；例如同时期的《赤壁赋》，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旷达风骨，也有“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样的哲思；更早一些，还有10岁时写下的《黠鼠赋》[李1] ，从那时起，苏子文风中的横生妙趣，观察世界的独特角度就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赋》中描写此虫之计，形容以“惊脱兔于处女”，出自《孙子·九地》。由此可见苏父的教育模式与普通儒士大相径庭，苏洵其人，堪称“浪子回头”[李2] ，27岁开始发奋读书，不同于当时普遍的儒家士大夫，苏洵更像是一个战国纵横家，例如所著那部包含了名扬后世的“六国论”的《权书》，颇具为政之道、战与和平之理的真知灼见，让包括时任滁州知州的张方平在内的文坛、政坛大家们纷纷垂青，不过也或许由于苏父的纵横家气质在那个文昌安定的年代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他的科举之路并不畅通[李3] ，两度落选。相比之下，苏父的两个儿子都可谓少年成名。

嘉佑二年，苏轼和弟弟苏辙相继解决完婚姻大事后，一同进京会考，并双双高中进士，虽不至于位列三甲，但要知道那一年的科举后来被称为“千年第一榜”，可以说是天才扎堆，神仙打架的一届，同年考中进士的除了后来一同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兄弟、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徒曾巩（他的弟弟曾布那一年也中了进士）；还有宋明理学的引路人张载，就是那个“为天地立心”的张载，以及程颢程颐兄弟等等。那一届考生中，在《宋史》有传的多达24位，官拜宰相的9人之多（包括弟弟苏辙）。

本次会考的礼部“论试”中，苏轼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本应拔得头筹，但主试官欧阳修误以为此文乃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而列为第二，好在后来的礼部复试中，苏轼靠着《春秋》对义重新获得了这一科目的第一，最终殿试中乙科（其实并不算靠前）

可惜两兄弟还没能好好体会下“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汴京，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去世的消息就传来了，父兄三人丁忧回乡，可怜程夫人到了也没收到兄弟二人双双高中的喜报。苏母程夫人是华夏历史上不多见的奇女子，据司马光所写的《苏主簿夫人墓志铭》所载，程夫人18岁嫁与苏洵，彼时苏洵家贫而程夫人家境优渥，程夫人孝恭勤俭，后来更是在苏洵发奋读书时在未向娘家索取的情况下一力承担家里所有开支，对于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教育，程夫人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常劝勉两兄弟，“汝果能死直道，吾亦无戚焉”，你们读书，不要效仿同辈人仅仅获得个读书人的名号而已，你们日后如果能为正道而死，我也能够心满意足，不觉悲戚。后来苏家渐渐积富，程夫人常常救济同乡，当她去世这年家中财物储备，尚不足一年开支。可以说苏家一门三杰，程夫人功不可没。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中有一句颇具争议“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这句话如今看来当然是被时代局限性蒙住了眼，但即使是千年以前，程夫人这样的奇女子做到的也远不止如此。

服丧结束后，苏轼并没有赴任朝廷分配的主簿一职，而是在嘉佑六年，和弟弟一起参加制科，不同于进士科考，制科考试并不定期举行，难度和认可度也更高。这一年，24岁的苏轼制科入“第三等”（一、二等均为虚设），为百余年来的最优等，也是宋朝历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考生，苏辙也入“第四等”，仁宗皇帝高兴地直言“为子孙得两宰相”。苏轼这才正式开始了仕途生涯，被授大理评事，任凤翔府判官[李4] （宋朝的官、职、差遣是分开的，所以有时权利大小不直接反应在官位高低，苏轼此时属于正八品）

4年后，仁宗薨逝，英宗即位。英宗生性凉薄，但他也爱东坡，[李5] 欲委以重任，治平二年，苏轼还朝，任职“直史馆”，这是宋朝初年设置的一个职位，多用来超迁提拔官员（此时应该还为了给东坡涨工资）。[李6] 遗憾的是苏轼还没等来自己的擢升，却先后等来了妻子王弗和父亲苏洵逝世的噩耗。在为年仅26岁的妻子写的墓志铭中，提到应父亲嘱托，他将王弗葬在苏洵夫妇旁不过八步，还提到她16岁嫁给自己那年，并不知道她如此知书达理，婚后常陪着自己终日读书，还对自己的人际交往提出过真知灼见。此铭所记之事不过寻常，但就是这寥寥二三事，却已让悼念之情潸然。不过，真正让这一对才子佳人在茫茫历史长河中璀璨的，还是10年后苏轼梦见亡妻写下的那首传诵千古的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没有刻意去想起你，但也自然无法忘却。被接连打击的苏轼回家守孝，在父母和妻子坟茔所在的山上遍植松树，以期长成一片松林“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

后来直至年仅36岁的英宗病逝，神宗即位的次年，熙宁二年苏轼才重回朝堂。有一个人几乎同时回到了京师。彼时此人不光文采闻名于世，他的才干也是有目共睹的，他曾多次谢绝朝廷抛出的高位，而是甘愿任一偏僻之地的知县（鄞县），并且政绩斐然，在治地他实施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多项新策，涉及经济、农桑、水利、教育多层维度，且成效显著，深得当地百姓爱戴，没错，他就是王安石。他的知县生涯为日后新法推行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年方二十的神宗即位，王安石终于将自己的新法昭告于世，并得到了神宗大力支持，越级领差参知政事（权同副职宰相，但此时王官位并不高）这次的新法更加全面也更加彻底，不光大刀阔斧地缩减官僚机构和军队规模，触动了大量“旧党”利益[李7] ，还对科举制度和太学进行了改革，如意图以平日考核代替科举考试，同时设置武学、医学、律学等专科学校，培养专业人才。这些不可谓不先进，不可谓不超前，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招致许多既得利益相关方的激烈反对。还有更多有志之士觉得难免操之过急，最终基层的局面和设想的理想情况必然有所差池。当然，宋朝几次变法均以失败告场的原因是复杂的，并非简单一两句能够厘清，譬如在王安石之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都有能出新策却不能抓执行的弊病，这与整个宋朝体制有关，武断点甚至可以说部分由于宋朝对百姓不够专制（至少相较后来的明清显得相当仁爱）苏轼也对新法中有关科举制度的改动并不认可，两次上书表达不满，因此在后来神宗有意提拔苏轼为谏官、起居郎时王安石都极力反对，并且其门下官员多次诬陷苏轼贩卖私盐等罪名。熙宁四年，苏轼不堪新党迫害，主动要求外职，神宗本欲予以知州，但王安石坚持授以颍州通判，最终神宗折衷，让苏轼担任杭州通判。

在杭州，苏轼乐得清闲，饱览美景，访友作诗。并结识了名僧佛印，佛印也是个天才少年，三岁能诵《论语》，五岁诵诗三千，苏轼在他的影响下对佛法也有所悟（《核舟记》就记录了佛印、苏轼、黄庭坚三人同乘一舟的场景）。不过这些并没有掩盖苏轼的斐然政绩，他多次参与赈济灾民，杭州民众感念其德，在后来苏轼入狱期间，甚至曾为他做道场累月祈福。

后来苏轼先后就任密州、徐州太守，元丰二年，又移知湖州，就是赴任湖州时的那篇《湖州谢上表》，苏轼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差点招致杀身之祸。当时王安石已经经历过被罢免-任职宰执-主动辞官，变法派内部也有纷争，变法的主导者已经转变为神宗本人，纵观历史，秦孝公那样的雄主并不多见，因此当时宋朝朝堂已对变法反对派如惊弓之鸟，《表》中苏轼尽述仕途坎坷，抒发胸中不快。被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其中和先前所作诗句，扣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苏轼入狱。御史台排查他之前所作的全部诗句[李8] ，虽然大多属于“强行解读”，比如《水调歌头》都可以被解读出来讥讽神宗，但也的确有几首是真切表现出对新法不满的。乌台诗案差点成了牵连极广的大案，当时已经在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都差点身陷囹圄，苏轼自己甚至写了意境凄凉的《狱中寄子由二首》，险些成为绝笔。好在当时的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的第二任皇后）想起了仁宗当年对苏轼两兄弟的青眼有加，加上已经告老还乡的王安石极力劝说——一言动圣意“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可见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确实称得上君子之争，两人后来也有不错的私交。

苏轼终免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包括王巩、苏辙、黄庭坚、司马光在内的多位亲友也被牵连。对于年少成名的苏轼来说，乌台诗案无疑是场巨大的打击，好在他一直是深谙如何自得其乐的乐天派，黄州期间与张怀民、佛印等人密切往来，聊作慰藉，留下过不少的经典诗篇。元丰四年，朋友马正卿为苏轼请到了一块地，苏轼耕种其间，命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和很多仕途失意的文豪一样，苏轼这一时期被激发出了极强的创作热情，醉后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同年游览赤壁，凭吊古迹，又在后世的语文教科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好几笔，前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后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虽然真正的赤壁战场其实远在咸宁，苏子凭吊了个锤子（bushi。

元丰五年，苏子醉归遇雨，写下了一首我个人最爱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从此以后，后世不知又多了多少偏好雨中漫步的翩翩少年

在人生低谷，苏子不光在诗词领域大放异彩，苦中作乐，还发掘了又一天赋——美食。任团练副使时俸禄低微，为饱口腹之欲，当时价贱的猪肉成了他的钟爱，从此以后中华传统美食便多了一道“东坡肉”。

元丰七年，朝廷似乎有意重新启用苏轼，任其汝州团练，苏轼上任路上途径庐山，留下一首《题西林壁》，这首诗似乎寄托着他仕途上改弦更张的祈愿“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李9] 途径南山又留下一首闲情雅趣的《浣溪沙》“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期间当然也没少会见亲友，除了同游南山的刘倩叔，多次仕途被牵连的弟弟苏辙等，还与“政敌”王安石一同相约归隐，用后世的眼光看，这两人多少有点相爱相杀的味道了，不过这就是苏东坡，他总与人相爱相杀，另一方面也能说明人人都爱苏东坡，不修边幅的王安石也没有例外。途中苏轼用光了盘缠（一说是因为小儿子夭折）上书要求去常州居住，获得准允。元丰八年，38岁的神宗病逝，年仅8岁的哲宗即位，宣仁皇后垂帘听政（英宗皇后、神宗生母），司马光重新为相。苏轼在这期间直接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到任仅5天后，又被召为礼部郎中，进京后不久，又被授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的连续升迁源于旧党回归，新党被打压。但苏轼一直不算新法的反对派，他和王安石虽有政见之争，但并不对其新法完全否定。后来司马光逝世，苏轼在祭奠场合调侃程颐[李10] 迂腐，被言官朱光庭借此弹劾，随后旧党多人连章弹劾，不过宣仁皇后没有为此给任何处分，且朝廷内批：不须弹奏。btw如果diss程老夫子的不是苏东坡，恐怕后世理学门生头都能给他拧下来，又可见人人都爱苏东坡。

元祐二年，苏轼官拜户部侍郎；三年，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掌管贡举考试，负责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于此期间改革了宋代取士的“特奏名”制度（考进士多次不中的，可以经许可复试，特赐进士出身，当时已被滥用）

但是苏轼和旧党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无奈之下再次请求外职。元祐四年，他回到了颇有渊源的杭州任知州，并于次年开拓西湖，取淤泥作堤坝，在其上筑桥，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同年五月，苏轼官拜御史中丞，并在元祐六年应召还朝，还朝后仅仅三个月又为了平息党争赴颍州任知州，这期间很长一段时间苏轼多次被弹劾，但官位一直颇高[李11]，且外放期间，“与执政恩例”（待遇同副相），又先后任扬州、定州知州。顺带一提，这期间苏东坡有一个秘书 [李12] ，也许是受了熏陶，对诗词歌赋、书法都颇为精通，为人乖巧机灵，最主要的是擅长蹴鞠，后来在元佑八年被推荐给了都太尉王晋卿，很多人应该猜到了，这个人名叫高俅，高俅后来官拜太尉，却没有名列《宋史》，不过他在历史上应该实在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的佞臣，他的恶名多少有点给宋徽宗背锅的意思。

苏轼的好日子没持续多久，绍圣元年，哲宗亲政，决意延续神宗未完成的变法，苏轼被贬至荒凉的惠州，57岁的苏子当时心境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我们能得知的只有当时为了资助惠州修桥，他典卖了自己的腰带，顺便留下了两首《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人民也乐意将“苏东坡”当作自己城市的文化名片，清代诗人江逢辰有云“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不过可怜的东坡先生还是未能长做岭南人，绍圣四年，苏轼又被贬到更远的儋州（海南），适逢弟弟苏辙也被贬谪雷州，两人在滕州相遇，苏轼给弟弟留了一篇《和陶止酒》。这一年苏轼60岁，苏辙58岁，滕州一别也是两人最后一面。

苏轼到了当时极为蛮荒的儋州后，迷上了又一美食生蚝，不过他的造诣可不单是美食一项，他在当地兴办学堂，亲自授徒讲学，儋州也因此出了第一个进士。元符二年，苏轼在上元节写下了一篇《书上元夜游》，其中仍透露出那个看淡人生无常的伟岸人格，“放仗而笑，孰为得失？”有人半夜出游，有人半夜酣睡，究竟哪个有得，哪个有失呢？人生之事，大抵也莫不如此。

元符三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哲宗病逝，其弟徽宗即位，钦圣皇后（神宗皇后）听政，下诏令苏轼北还，一年后，北归途中的苏轼病逝，享年64岁。[李13] 

徽宗崇宁五年，彗星当空，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遭雷击一分为二，徽宗惊惧，视为上天施罚，不光毁灭此碑，碑上之人诗文也尽数销毁，苏东坡也在其列（后来皇家又高价四处收集东坡手稿），这反倒使得东坡身后名气越来越大，直至千年之后的今天。

林语堂先生评苏东坡，有一个十分精准的形容“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和他的作品一并历久弥新的，是他伟岸不屈的人格。他具备很多天才的特征，例如天真淳朴，所言所行所文皆发乎于心，有时会显得任性但又如此可爱，他开创“豪放词”一派，自评“豪放”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时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转头一首《水调歌头》，写尽中秋浪漫（这两首都是密州任上所写）；对待生活的坎坷，他的豁达乐观又如同一个得道高僧，他很善于苦中作乐，以独特的角度观察世界，消解悲苦；为官他也许缺少点所谓的“政治智慧”，但确属于为人民干实事的一类，时至今日，多地依然记得东坡先生的功绩，“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因了这些，古往今来无数人深深折服于东坡先生的人格。

有人评价他仕途上的失意，源自于“不选边站”，既不算变法派，又不算完全的守旧派，因此顶着个“百余年第一天才”的名号却宦海几度沉浮，屡屡不得志。但我觉得如此说，不若说宋朝朝堂的蝇营狗苟本就与他的光风霁月格格不入，也因此意料之中的忧患来临时，他总表现得一笑置之。很多人试图从这种豁达通透的应对方式中汲取面对多舛命运的能量，所谓化苦难为动力——但我始终有一种认为，面对时代不公、不合理造成的悲苦，倒也不必一定将之认定为一场磨砺锻炼，强悍如东坡先生的伟岸人格，难道就不会悲伤，不会彷徨，没有遗憾吗？回到那首我最爱的《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以及垂暮之年的《自题金山画像》“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们敬佩、效仿他的荣辱不惊，但也不必为自己的自怨自艾而感到所谓意志力不足的羞愧。

我很喜欢之前推荐的游戏《荒野大镖客 救赎》中的一句台词“追求更好的生活并不可耻”。无论何时，我们瞻仰一个伟大的灵魂，都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甚至应当要对西西弗斯式的生活甘之如饴。

@李七案 点评注释

 [李8]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孔氏谈苑》

其实宋朝的黄帝每次准备推行变法，都会处于顶不住压力的状态，比秦孝公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宋仁宗，宋神宗都是如此。

在两次罢免王安石之后，宋神宗亲自扛过变法大旗。因此对于反对变法已经有些惊弓之鸟的状态。

[李9]途中看过弟弟苏辙，路过去金陵的时候还见了王安石，两人相约一起归隐。这俩政治上的敌人相爱相杀快成为CP了。

[李12]此时苏东坡有一个秘书，写的一手好书法，又同诗词歌赋，而且为人乖巧激灵，最主要的是踢得一手好蹴鞠。在元佑八年的时候被推荐给了都太尉王晋卿。这个人名叫高俅！

[李13]入仕于仁宗朝，历经英宗，神宗，哲宗。可谓四朝元老，万幸没有被宋徽宗连累。